认为自己收入高过应得的童鞋请举手。怎么一个也没有？这就对了，这才符合人性嘛。所以，当有人说自己收入低，太正常了。《人民论坛》日前就刊登了一组文章，称“低薪和繁重工作引发部分公务员心理失衡”。其中，兰州大学副教授尚虎平认为：“公务员原本具有更大的人力资本”，“按照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奖金水平，大多数地区、大多数部门的公务员工资奖金提升80%-100%比较合理”！

那些在民企外企的童鞋应该泪奔了。年景好的时候，大部分人能加几个百分点的薪水就不错了，只有表现优异者涨幅才能上两位数。期望薪水一年翻番？请数钱数到自然醒吧。

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很难见到私营部门某个行业的人集体跳出来说自己压力大、收入低，要加薪？因为这些行业是高度市场化的，其薪酬水平乃是由竞争决定。老板竞争厉害了，薪酬就上升；雇员竞争厉害了，薪酬就下降。市场是非人格化的，你能喊给谁听？要是你认为自己的贡献被低估了，可以找老板谈，也可以另谋高就，行胜于言。

公职人员就不一样了，很难有客观的标准衡量他们的贡献。那怎么办？听凭他们感觉压力大就压力大了，感觉收入低就收入低了？这不科学。没有对照组，压力大小、收入高低何从谈起？合适的对照组只能是私营部门的类似职位，看能力与学历相当的人在私营部门收入多少，然后令公职人员的收入也与之相当或稍低。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。

以私营部门雇员的收入来衡量，目前公职人员的收入并不低。企业付出的用工成本，在扣除最高可达四五成的社保税与个税之后，才能成为员工的实收。而公务员收入的潜规则是基本工资纳税、津贴补贴不纳税，惯例上是做低前者、做高后者；公务员也不用缴纳社保，退休后由财政发放比企退员工高几倍的退休金。谁赢了里子？至于医疗和住房保障方面的特权、三公职务消费及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黑色收入等，更是令私企员工望尘莫及。有个“工资资本不动”的段子说什么来着？说谁来着？

有两个硬证据。第一是求职录取比例。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1369657人，平均每65.6人录取一人，其中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某科员职位以9411:1位列第一，可谓万里挑一。怎么没见这些人以同样的热情涌向私营部门呢？哪怕是世界五百强的外企，也很难见到这样火爆的求职场面吧？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基层公务员的名义工资并不高吗？问题是他们更看重编制的含金量，他们愿意来。

第二是离职率流动率。2006-2010年五年间，河北省公务员仅255人辞职，每年仅51人。2008年中国有659.7万公务员，河北省人口为总人口的5.36%，假设河北省公务员占比与此相当，则河北省公务员人数为35万多，每年离职率仅为0.014%。根据前程无忧的调查，2012年企业员工离职率为16.7%。公职人员流动性比企业员工低三个数量级，他们愿意留。

日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四川某副镇长因收入低压力大而辞职之事，之所以成为新闻，就因为这样的事儿太少了，太吸引眼球了。如果据此认为基层公务员相对于私营部门员工收入更低、压力更大，那大错特错。

既然大家更愿意当公务员，当了更愿意留下来，本身就意味公务员收入相对于私营部门高了，意味人力资源配置的扭曲。连硕士博士都来争环卫工人和城管的编制，说明激励机制出了问题，财富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公职人员而非私营员工。如果再给公务员工资翻番，无异是刺激更多更优秀的人报考公务员，让人力资源配置更加扭曲，让收入分配结构更加恶化。

一个尊重商业的社会，最优秀的分子应该去创业去创新，去企业部门创造财富，而不是待在政府部门做乏味的事务性工作。这就必须在激励机制上向这方面调整。

首先，公务员收入水平应该不高于企业部门。在《人民论坛》同一组文章中，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指出，全球清廉指数排名第4、第5与第7的瑞典、新加坡与挪威，他们的公务员工资分别相当社会平均工资的96%、85%-88%与99%，均比企业部门要低一些，养廉不靠高薪。那些认为自己具有“更高人力资本”的公务员，想发财就去企业。


其次，应该根据“新两个凡是”，大事缩减行政审批与微观管理。这意味要减少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规模与权力。有两个好处，一是减少吃财政饭的，节省民力；二是给经济与社会松绑。当撤销了粮食部之后，大家反而吃饱了饭；当撤销了第一机械工业部、第二机械工业部之后，中国反而成了世界工厂。最优秀的人应该去创业，而不是给创业使绊子。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社会自治传统，权力退出的地方，自发秩序会生出来，这是基层良治的基本前提。

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，体制内曾出现了一个公职人员辞职下海经商的热潮，这才是正常的。由此希望习近平重走南巡路之后，能把激励机制重新捋顺了，体制内再度涌现辞职创业潮。伟大的中国梦将从这里出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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